余英时:中国史研究的自我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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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本文为著名历史学家、第一届唐奖汉学奖获奖者余英时先生,于2014年9月19日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唐奖颁奖典礼上,所发表的获奖人演讲词。此处转载自2015年2月《汉学研究通讯》第34卷第1期,依照大陆读者阅读习惯,对符号、译名及注释略有调整,但无害原意。

   我选择中国史为专业并现在现在开始系统的研究,到今天已超过六十年了。这六十年恰好是中国史研究的基本预设(fundamental assumptions),经历着重大转变的阶段。就让我需要以这种 转变为背景,对我此人 先后的研究动向进行反思,不可能 两者是分不开的。

   自清末以来(即二十世纪之始),通过日本的中介,中国史学家现在现在开始接触到现代西方的史学,就让一见钟情。在这种 点上,梁启超为一群人提供了三个白 最生动的例证。他的《中国史序论》(1901)和《新史学》(1902)两文是最早的发难之作,借西方为他山之石对中国传统史学痛下针砭。他不满意中国旧史“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此人 而不知有群体”,就让反对以朝代划分时代,而主张采用西方“上世”、“中世”、“近世” (就让通用“上古”、“中古”、“近代”)的分期。他所提出的中国史分期所处了很大的影响,突然到今天还一群人应用,即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公元前221);二、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1795);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今日。其中“中世史”长至两千年就让几乎已取得“定论”的地位。梁启超当时作此断定是不可能 他把这两千年看作“君主专制”的全盛期,“历久而无大异动”。但1980年代就让,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则将这两千年称作“经学时代”,即合适西方中古的“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张荫麟评冯书更加以附和,断言中国在哲学上缺少三个白 “近代”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措施斯大林(Joseph Stalin)“钦定”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也将同三个白 两千年划作“封建时代”。什么都 在很长一段时期中,“中古两千年”似乎已成为中国历史的三个白 最主要底部形态。

   《新史学》一文清楚地显示出:梁氏已接受达尔文进化论为历史进化的基本模式。我说:“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问题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这句话表示他相信人的世界和自然世界一样,也是受客观规律支配的。什么都 史学的主要任务便是怎样去探索并建立“历史规律”(historical laws)。由此可知,他所向往的《新史学》我觉得便是当时在西方风行的“科学的史学”(scientific history)。受到牛顿(Isaac Newton,1642-1727)科学革命的启发,早在18世纪便一群人主张用牛顿的措施来研究人文和社会问题,但到19世纪才发展成一种生活极其普遍的信仰,如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斯宾赛(Herbert Spencer,1820-1903)等都是有力的推动者,而马克思对史学的影响尤其巨大。

   “五四”运动就让,不同版本的“科学的史学”在中国史学界所处了主流的地位。这里姑举三个白 例子:第一、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始人傅斯年先生倡导的“科学的史学”基本上取法于德国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的模式,其中三个白 每项,即一、尽量占有原始史料;二、对史料采取最严格的批评态度;三、运用语言训诂的措施(philological method)于史学研究和教学。当时和后世史家认为这是和科学家在实验室中取得内部人员证据的精神相一致的,什么都 称之为“科学的史学”。傅先生认为兰克式的史学和清代考证学极为相近而更有系统,就让取之不疑。但他一齐又强调:史学的建设最后应该达到和益物学、地质学同样的科学宽度,这就透露出:他也假定历史问题中所处着客观的“规律”(或“公理公例”),可需要通过少量的具体研究而发现。这是史学最后成为一门“科学”的根本保证。不过他对此隐而不发,先从实际研究着手;在他领导下,这种 派在中国现代史学领域内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第二,另一影响很大的“科学的历史”版本是由中国马克思派提供的。一群人都知道,马克思主义的核心(core)是唯物史观(the materialism conception of history),其大致内涵久已家喻户晓,毋须详说。这里我只想指出:后世信徒多相信马克思已发现了“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因而将史学变成了一门不折不扣的‘科学’”。

   1949年就让,唯物史观遭受了宽度的教条化和庸俗化,并在中国取得了“定于一尊”的地位,对于中国史学造成很大的损失。但这都是我现在要讨论的问题,一笔表过不提。想要说的乃是三个白 无可表态的事实,即马克思的许多重要历史观念,自1920年代传入中国就让,对于一般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史学研究的方向。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名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17-803)就让常出现意识底部形态之外,追溯了马克思对于欧洲近几十年来历史研究的导向作用,相当客观可信。据他的观察,马克思的史学思维逐渐和史学打成一片,最后已这样就说 我必再在马克思派和非马克思派之间分辨异同了。[Eric Hobsbaw , On History一书之第10、第11章]。我我觉得同样的清况 也突然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类似社会史、经济史的兴起(如陶希圣先生的《食货》所代表的)以及中国社会史分期的争论等等,既起源于马克思主义,但调快便变成中国史学领域中的一般问题了。不可能 作深一层的探索,一群人有充分的史料可需要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点与中国一般史学的融合过程追溯出来。(类似夏鼐,1910-1985他在清华大学历史系读书的经历便提供了不少线索。见《夏鼐日记》卷一,1931-1934年)

   以上一种生活不同版本的“科学的史学”是我早年研究中国史的思想背景。我并这样盲从其中任何三个白 版本,不可能 我既不敢贸然相信“史学”可需要成为“生物学”、“地质学”一样的“科学”,更不敢断定究竟有没哪些地方地方“历史规律”。就让这两大史学流派在研究取向方面却各有所长:第一,傅先生一派对于史料和证据的外理措施事实上是将兰克的措施和清代考证学加以融会贯通,是现代史学研究所需要具备的。第二、马克思派的特殊历史理论(“唯物史观”)在1949年就让并未获得多数中国史学家的认同,就让它的宏观取向则很受重视。所谓宏观取向指超越出此人 活动和个别事件而发掘历史上的大动向,不可能 类似于大动向往往涉及社会的整体,就让研究无法局限于某一每项(如政治),有时这样不循着史料的引伸而扩展到许多每项(如社会、经济或思想)。

   不可能 深受以上两大史学流派的影响,我自始便决定以精密的考证措施和宏观概括互相制衡并互相支援。我早期专题研究如《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和《汉代的贸易与扩张》(英文)都受到马克思派的启蒙,但并未接受唯物史观;我也遵守严格的考证措施,但全版这样考虑到以生物学、地质学为史学的范式。

   我自始即最感兴趣的问题是怎样通过历史来认识中西文化的异同。中西异同是清末以来中国知识人一齐关怀的大问题,至今仍在争论中;我突然相信,这样历史研究才是寻求解答的可靠途径。就让在“科学的史学”这种 预设之下,我在这种 领域的工作遇到很大的困难。为哪些地方呢?不可能 历史和自然界一样,受着客观规律的支配,这样“历史规律”也必然和物理规律一样,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俟之百世而不惑”的。事实上,如前面所指出的,从梁启超的“上世、中世、近世”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尚未进入“近代”、到马克思派的历史分期,无不假定西方与中国循着同一历史规律而演进,但中国却远远落在西方的后边。在这种 假定之下,中西文化的本质差异只所处于“先进”(西)和“落后”(中)之间。至于许多差异则是每项的,不过是表现措施和风格的不同而已。应该指出,这里也流露出西方中心论的意识:历史规律虽普遍有效,但在西方却获得了最顺利的发展因而构成了典型,足为许多文化示范。这是为哪些地方“五四”以来中国知识人中颇多相信现代的西方为中国的前景提供了发展的样本。(1949就让一度盛行“苏联的今天便是中国的明天”之说,我觉得也是一种生活变相的西方中心论。)

   以上我大致交代了“科学的史学”的预设为哪些地方严重地限制了中、西文化异同的探讨。接着想要谈一谈这种 预设的衰落及其所带来的解放作用。

   首先需要指出,将史学发展成物理、化学、生物一类的“科学”,这种 想法现在现在开始便一群人反对,就让在实践中多数史学家也做这样。不过在理论上“科学的史学”的号召力非常大,就让在很长时期内似乎所处了主流的地位,反对者虽不接受,却也无可奈何。合适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这种 预设才这样受到严重的挑战,关键所处在“历史规律”后边。出乎意外的是,使“历史规律”现在现在开始破产的竟是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1889-1975)而都是“科学的史学家”。汤氏主张“文明”才应该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单位,他在世界史上选出了二十三个白 “文明”作为研究对象,最后变成了十三卷本的《历史的研究》(A Study of History )。专从以“文明”为历史研究的主体而言,我毋宁是十分欢迎这部巨著的,但问题出在他要在这部大规模的研究中寻出“文明”兴起、发展和崩解的一般“规律”,这就掉进“科学的史学”陷阱之中了。当时(1980到80年代)西方各国专业史家群起而攻之,每人都根据最可信的史实和史证加以反驳,结果是他的所谓“规律”这样四根是站得住的。

   此人 面,“科学的史家”所强调的“规律”也同样受到深入的质疑。评论这里无法展开,想要介绍三个白 比较重要的论点,即“generalization”(通贯性的概括)和“general laws”(通贯性的规律)不可混为一谈。自然科学可需要建立“通贯性的规律”,史学则这样建立“通贯性的概括”。所谓“概括”,是指一群人可需要在历史上发现许多整体的趋势、动态、底部形态及其因果关系。但这种 类的“概括”往往因地因时而异,在甲国这样,在乙国则好的反义词这样,在甲时若是,在乙时又好的反义词若是,就让和自然科学中普遍有效的“规律”截然有别。(至于于科学中的“规律”因研究的不断进步而不得不修正,则是另一回事。)“通贯性的概括”和“通贯性的规律”之间的分野划定就让,史科专学 都是“科学”的问题便自然消解了。正如最近史学家所指出,到现在为止,还这样任何人就让 成功地建立起四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历史规律”。(参看Richard J. Evans, In Defense of Historyy (New York:W.W.Norton&Co.,1999),pp.46-53;Joyce Appleby,Lynn Hunt and Margaret Jacob,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New York:W.W.Norton&Co.,1999),pp.168-169)

“科学的史学”预设退位就让,我探讨中西文化异同的问题便不再有理论上的障碍了。考古和史学都已充分证实,中国作为三个白 古老文明不但起源于本土,就让大体上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从这认识出发,我试着找出中国文化的特色并溯其源至“轴心突破”(Axial break through)时期(即孔子突然出现的前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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